“去K歌”“站C位”“P照片”……这类中英夹杂的表达，在社交语境中早已稀松平常。职场上，“见CEO”“做PPT”是工作常用语。医疗场景里，“照CT”“做B超”“进ICU”等简称也时常入耳。
字母词的大量涌入，是否正在挤占汉语的表意空间？中文在吸收外来概念时，如何翻译才能实现信达雅？带着上述观察，本报记者与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方菁展开了对话。
鸠占鹊巢之忧
记者：英文字母词在日常交流和各类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，是否已成为一种有共识的语言现象？您如何看待？
方菁：是的，这确实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。早在20年前，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（2006）》统计，VS、NBA、GDP、IT、MP3、QQ、DVD、CEO等10个字母词便已进入中文媒体前5000个高频词语行列。
包括近年来涌现的AI（人工智能）、VR（虚拟现实）、AR（增强现实）等技术概念，也呈现出英文缩写与中文学名双轨并行、缺乏通俗中文名的局面。今年3月，人民网微博发起“给AI取个好名字”活动，网民高涨的参与热情，恰恰反映出公众的关切程度。
我们面对的，不是零星几个高频英文缩写词“飞来”鸠占鹊巢的问题，而是成百上千个字母词涌现在汉字沃土上。这关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传承。
记者：回顾汉语吸纳外来语的历史，从汉唐的“佛”“塔”“葡萄”，到近代的“坦克”“咖啡”“沙发”，这些词全部变成了纯汉字的形式，完成了彻底的汉化。为何如今字母词频现，大有常态化趋势？这是因为汉语的“消化力”变差了，还是语言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？
方菁：这并非汉语“消化力”减退，而是语言接触的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。
首先，外来语的词形变了。古代传入的多是“coffee”“sofa”这类独立名词，翻译时可以从其发音或含义着手。而当下高频涌入的多是复合语义的缩写，像“AI”“GDP”“CPU”，仅是原词组首字母缩写的集合，单个字母不承载独立语义。面对这种纯符号组合，传统的音义拆解法失去了切入点，翻译难度自然变高了。
其次，效率驱动，让缩写使用成为习惯。不论口语交流、手写记录还是键盘输入，“CT”“APP”都比“计算机断层扫描”“应用程序”简洁得多。这使得字母缩写逐渐被默认为一种通用符号，汉字译名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挤压。
最后，传播节奏呈几何级加速，命名机制滞后于技术迭代。古代慢工出细活，译经僧、洋务译员推敲一个译名经常耗时数年。“telephone”传入中国时，从音译“德律风”到生动形象的意译“电话”，中间隔了数十年。如今技术概念以月、周、日为周期扩散，而规范译名的审定流程往往需要更长周期。这种时间差导致外语缩写常在专业领域和公众认知中先行占位，等规范译名出台，大众早已习惯旧称。
因此，当务之急是缩短译名周期，争取在概念爆发初期即确定规范的汉字译名，掌握主动权。
音义兼译 求“真”求“美”
记者：除了“夹生”的中英混搭字母词，您观察到哪些影响沟通或理解的共性现象？
方菁：汉语吸纳外来语，主力是名词，大致可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。我就结合自身经历，谈谈这两方面的“不顺畅”。
一是文学作品中人名的译介美学问题。十二三岁时读《希腊神话》，故事很吸引人，可那些冗长的音译名字像一堵墙，让我很难记住人物身份和关系。现在回想，这恐怕是直接音译造成的遗憾。只有“宙斯”“雅典娜”这类选字讲究、简短优美的译名，让我连同他们的故事至今难忘。
二是专业领域术语汉化的标准化滞后问题。退休后学AI绘画，为保护版权，我接触到“hash value”这个技术概念。一查，发现这一个词竟有4种不同叫法——商用密码与网络安全国标体系将hash定名为“杂凑值”；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（简称“名词委”）的计算机学科规范中则为“散列值”；除了这两个官方译名外，从功能描述出发，业内偶尔也称“摘要值”；在互联网工程、开发文档与大众科普中，通行最广的仍是音译“哈希值”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对照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韩林涛提出的6条外来科技术语汉化标准——音节经济、语义透明、隐喻恰当、读音顺口、具备派生能力、文化寓意积极，“杂凑值”“散列值”“摘要值”在语义透明、隐喻恰当和文化寓意积极这3条上表现不佳。“杂凑”字面自带“杂乱拼凑”的消极色彩，缺乏正向的隐喻支撑；“散列”“摘要”则表意隐晦，既无法让人直观理解其技术内涵，也难以唤起积极明确的审美联想。
所以说，标准一致、译介一致，很重要。
记者：就具体汉化路径而言，您认为外来词汉化应该怎样选择不同翻译方法？
方菁：应该肯定和感谢的是，您把核心问题放到了桌面，这也是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的难题。我认为，应建立“音义兼译优先，意译次之，音译为辅”的机制。汉字源于象形，同时也是当今唯一广泛使用的意音文字，形音义三位一体。比如形声字“河”，三点水表示与水相关，“可”部提示读音。
因此，音义兼译可视为一种理想的外来语汉化方法，力求同时满足读音贴近和字义精确。就比如“Gene”译为“基因”，“Hacker”译为“黑客”，都较好地实现了音义合一、望文知义的效果。这种译法的特点是求“真”求“美”——“真”指向语义的准确传达，“美”指向音韵的和谐与字义的优雅。
如果做不到信达雅的音义兼译，可以采用中间策略——意译，这种译法适用于源语言发音与汉字表意系统差异较大的情况。这种策略放弃对读音的刻意模仿，只求准确传达概念的内涵，重在求“真”。例如，“skyscraper”被译为“摩天大楼”，与英文发音无关，只取scrape（刮擦）之意，以“摩天”（接触天空）极言楼之高耸；“penicillin”先有音译“盘尼西林”，后有意译的“青霉素”之称，“青”指青霉菌，“霉素”揭示其微生物源抗菌本质，与土霉素、链霉素等形成同类术语集群，归类清晰。
当音义兼译和意译都难以实现时，比如遇到中文里完全没有对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词汇，只能采用下策——纯音译。只重音似，不重表意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求“便”。早期多由译者个人草创的“沙发”“咖啡”，便都属此类。现在回看，“sofa”若早期被意译为“软座”，则更符合汉语构词习惯，让人能够望文知义。
音义兼译求“真”求“美”，意译求“真”，音译求“便”，按照优先级形成了梯次关系。不过，考虑到古语、表意、语音、语境乃至方言习惯等因素，通过这3种译法得来的中文词语各有长短，仁智各见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这也正是汉语的灵活性与包容性魅力所在。
记者：您个人有没有试着用音义兼译法翻译过一些外来语？
方菁：有的。英文“Show hand”，意思是一次性全押筹码。香港电影《赌神》一出，音译词“梭哈”成了热词。能不能在贴近原音的同时加点意译的味道？我试译为“索瓜”。字面有“索求、瓜分、期待收获”的画面感，带点调侃，符合语境，也朗朗上口。
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趣味探讨，语言的约定俗成力量很大，最终还需专业审定。推敲的过程很有意思，就像给一个新事物找到它在汉语里的家。
共铸“百炼成词”的汉语熔炉
记者：在推进外来语规范工作方面，目前有哪些制度保障？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规范译名的接受度？
方菁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奠定法治基础，“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协调机制”统筹各领域译写工作，名词委负责专业术语官方定名，三者共同构成制度保障。
与此同时，适时引入公众参与，能让语言规范成为全民共建的文化实践。人民网发起“AI征名”活动，名词委公开试用新词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尝试。
记者：令人欣慰的是，中文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。从“点赞”“刷屏”等网络热词，到“国潮”“村超”等立足本土实践凝练出的新语汇；从“新质生产力”引领发展，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进入全球治理话语，中文的创新活力以及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建构能力清晰可感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们对未来应抱持怎样的态度？
方菁：您的观察很重要，保护中文的自我更新能力，是语言工作者和全体使用者的共同责任。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世代沉淀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与历史记忆，是文化存续发展的重要根基。
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翻译界便开始反思语言西化带来的隐忧。余光中先生批判盲目照搬外文句式、破坏汉语自身表达生态的现象，同时也提出，适度、巧妙的西化能够丰富汉语表达。
尽早推进字母词规范转化，完善外来语翻译规范机制，事关汉语表达力、社会沟通便捷性乃至文化自信。我们期待，若干年后，子孙辈面对新事物时，脱口而出的是形音义俱全、朗朗上口的汉语新词。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完成的文化创造。所以，行动起来，为了中文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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