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月16日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一份声明，称“不会把国民政府当作对手”。表面上看这像是缓和局势的姿态，但几乎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明白：这话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不与“国府”交锋，而是不把蒋介石个人放在对手的位置上——换言之，是针对蒋氏的一记明刀暗箭。
近卫此举的用意很明显：通过公开表态，逼蒋介石坐到谈判桌前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这份声明反而把蒋介石逼到了绝地。面对近卫的表态，蒋终于看清了现实：他不能再抱任何和解的幻想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坚持抗战。若不抵抗，他将没有退路；别人可以保全自己、让步求生，唯独他没有这样的余地。
这一刻，蒋介石脑中浮现出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故事：曹操率大军南下，占领荆州后写信邀孙权一起“会猎于江东”，东吴上下为是战是降争论不休。鲁肃私下对孙权说，别人投降曹操还可保住郡县，但将军若投降，只能得个封侯，失去独霸东南的机会。孙权最终选择坚持，这个比喻在当下情势下给了蒋深刻的启示：他若投降，等待他的不是封侯，而是囚徒或逃亡；面对数百万兵力与曾经的荣耀，绝不能甘受屈辱。
展开剩余75%蒋另有一位心腹蒋百里曾对他说过的话，也在此刻回响在耳：“对日作战，不论损失到何等地步，都不要向日本妥协。只有长期抗战，才可能把日本打垮。胜亦罢，败亦罢，总之不能和他讲和。”过去蒋或许没把这话看得太重，但近卫的声明让他彻底醒悟：日本人的贪欲无底，外界列强的盟约也靠不住，国家间的关系终归是利益驱动，求人不如靠自己。
于是，蒋下定决心：抗战是唯一道路。
要理解蒋的抉择，还得看到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复杂联系。自清末、尤其是甲午之后，许多中国青年赴日留学，想弄明白一个问题：为何资源有限的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崛起并击败清朝？蒋介石就是其中一员。这些赴日学生中，后来涌现出不少影响中国近代的将领与官员。因此，早期对日抱有好感或至少不完全敌对的中国人并不少。
当时中国内部又混乱不堪：清朝覆灭后，原督抚变成了实权的督军，地方军阀割据，时而自治、时而联省，政治以派系与私利为主，国家整体防御几近瘫痪。外部的日本则善于利用中国的分裂，一会儿支持这个军阀，一会儿扶持那个，挑拨离间、逐利而行。蒋当然知道这些幕后把戏，但他一时难以独自抗衡，只能寻求英、美等国的支持——这也是他与宋氏联姻、结交西方势力的原因之一：希望借外力筑兵、保库、并在对日冲突中求得调停。
然而几次事件接连使蒋的幻想破灭。1928年的“济南事变”激起了全国的反日情绪，让人们看清日本并非一味礼貌而可被温和相待。更关键的是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转向大规模军事行动，先是吞并东北，随后以“蚕食”策略逐步侵占华北。所谓“蚕食”，即先制造事端，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，占领并消化地盘，然后再继续下一步扩张——比起粗暴的“鲸吞”，更隐蔽也更危险。日本在占领东北后仅四年内就快速完成了对该地的巩固，随后把目光投向华北，使整个局势急转直下。
卢沟桥事变爆发时，日方并没有预计到它会引起全国性的全面抗战。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既有军事也有经济考量：华北是棉产重地，约占全国产量的七成，若落入日人之手，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生活和军需供应。日军原想通过局部挑衅达到掠夺资源的目的，谁知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顽强反击，引发了更广泛的抵抗，事态超出了日方的简单计划。
蒋介石当时虽向往由列强主持的调停，但在现实中一次次失望：国联在淞沪问题上虽试图调停，但成效有限；德国出于自身利益撤回军事顾问，令蒋军的现代化努力遭遇重大打击；苏联也并非始终可靠，甚至在远东事变中与日方出现和解，未给中国稳定而坚决的援助。更令人愤懑的是，英法等国以各种借口扣押了国府的外汇，掐断了中国购买军需的财路。连番挫折让蒋彻底认识到：国际舞台上的国家首先以自身利益为先，盟约与道义常常不敌现实利益。
近卫的那份声明正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，把蒋逼到了不可退让的境地：既然外交与外援不能给出安全保障，退无可退，便只有迎战。蒋遂作出重大调整：解除自己除军职外的所有职务，专心指挥全国抗战，投入到他原本既不愿也不得不面对的全面抵抗之中。
总之，近卫文麿的声明并非简单的口舌之争，而是触发了蒋介石认清现实、放弃幻想、全力投入抗战的重要导火索——这既是个人抉择，也是时代逼人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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